铜镜，是古人照容貌的器具，是代表古代先进铸造水平的一种青铜手工业产品。形制多为圆形，正面光洁而微凸，背面装饰花纹和镌刻铭文。考古发现证明，我国远 在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制造铜镜，一直流传到清代乾隆年间，即距今两百年左右，铜镜才逐渐被玻璃镜所代替。

作为历史文化 古城的鄂州，埋藏在地下的文物非常丰富。数10年来，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先后发现、发掘各个历史时期的古墓葬达几千座之多，出土文物数 以万计。其中古铜镜出土量列为榜首之一，其数量之多、种类之全、制作工艺之精巧，跨越年代之久远，故被人们称为“古铜镜之乡”。史载，在吴晋时期，古武昌 (今鄂州)与洛阳、会稽(今浙江绍兴市)、徐州并列为全国四大产铜、铸镜中心。而从汉末、三国到两晋，铸镜工艺又以东吴地区为首，诸多别具一格的铜镜都在 东吴首先制造。作为东吴重镇的武昌郡，在我国古代的铸镜史上，可以说达到了高峰，铸镜工艺、地位非同一般。

建国以来，鄂州出土和保护了 战国、西汉、新莽、东汉、三国、西晋、东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各个时期的古铜镜500多面，其中吴镜出土较多，许多方面反映了孙权在武昌时期的历史、 文化状况。鄂州出土铜镜，不仅延续时间长，而且种类繁多，计有山字镜、羽纹镜、日光镜、昭明镜、规矩四神镜(或博局纹镜)、鸟兽纹镜、飞凤镜、重列神兽纹 镜、画纹带镜、鎏金神兽镜、柿蒂佛像纹镜、海兽葡萄镜、八卦镜、犀牛望月镜、牛郎织女镜、双剑镜、菊花镜、“龟鹤齐寿”镜、带把“喜”字镜等20余种类 型。其中以吴、晋时期的铜镜最具特色。许多镜上镌有铭文，载有作镜的时间，如“黄武四年”、“黄龙元年”、“嘉禾二年”、“赤乌二年”、“太平元年”、 “永安四年”、“宝鼎二年”；地点，如：“家在武昌”、“会稽山阴”和作镜匠师“鲍唐”、“陈氏”等字样。鄂州铜镜不仅数量惊人，且品种齐全、制作精巧、 构图新颖、造型美观、镜面光洁。既有栩栩如生的龙虎麒麟，翩翩起舞的凤凰朱雀，也有活灵活现的神人异兽，婀娜多姿的花卉草木等等。其中“柿蒂八凤佛像镜” 极为罕见，世界仅存五面，鄂州就出土两面，其他三面早年流落海外。国内仅见的五面“鎏金错金神兽镜”，有三面在鄂州出土。神兽、画像(纹)镜类亦发现百余 面之多，据《三国志、魏书、倭人传》记载：“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将此两类铜镜赠送给日本数十面，近年在日本的古坟发掘中也有同类铜镜出土。可见鄂州的铜 镜，早在三国时期，不仅驰名国内，而且已远行域外了。

鄂州铜镜数量既然如此之多，那么，铸镜的原料来源何处?《晋书、地理志》记载： “武昌郡鄂县有新兴、马头铁官。”南朝著名科学家陶弘景在《古今刀剑录》中记述：“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钢铁，作千口剑，万口刀，各长三尺九寸，刀头 方，皆是南铜越炭作之”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说：“武昌白镘

铜不由陶冶，而生者无毒，宜作鼎器”。1977年，在西山南麓一座古井中 出土一件罐形铜釜，釜上刻铭“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三十八枚、武昌、官”十五字。“黄武元年”(即公元222年)，正是孙权立国的纪年，同时还标明了这种实 物是武昌官府手工业产品，一共生产了三千四百三十八件，可见年代之早和产品数量之多。这些：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等，都充分地说明了鄂州最迟在三国时期，就 已拥有采矿、冶炼、铸造作坊。同时，1958年文物普查时，在鄂州市东南的泽林小铜山、汀祖铜灶等地发现有古代采矿遗址，在沙窝黄山村发现铸造铜钱的遗 址，这些发现，为以上史实提供了佐证。综合观察鄂州出土铜镜，从史学、考古学、 铸造工艺等诸多方面比较分析、研究，从中可归纳为如下几个特点：其一，数量巨大。迄今为止，鄂州已出土古铜镜近530面之多，在一个地区的拥有量如此丰 富，这在全省乃至全国实属罕见。其二，跨越时代久远。计有战国、西汉、新莽、东汉、吴、西晋、东晋、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等十余个朝代，概括了封 建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约2400多年的历史。其三，种类繁多，类别清晰。计有“四山”镜类、昭明、日光镜类、规矩(或博局纹)镜类，神兽、画像(或画 纹)、海兽葡萄镜类、八卦镜类、菊花镜类、带把镜(或加“喜”字)镜类等等，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镜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。其四，纪年镜、 铭文镜多。许多镜上镌刻有铸镜的时间、地点、作镜工匠姓名、镜主以及购镜的吉祥广告偈语等等字样，为铜镜的分类和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其五，镜体纹饰繁 缛，艺术布局严谨。装饰艺术大致可分为人神系列、异兽动物系列、植物花卉系列等，布局错落有致，规范对称，形成了千变万化的若干个主题图案，为古铜镜增添 了无穷的艺术色彩。